垫资5800万施工方，为何反成被执行人？

导读：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两年后，认定“无妨害作证犯罪事实”，撤销案件。同一法院的民事再审判决却认定：当事人“虚构委托合同、雇佣、劳务分包、买卖等全部关系”，驳回其全部工程款诉请。工程交付使用近十年，实际垫资施工方不仅拿不到剩余工程款，反被列为被执行人。一份判决，彻底“抹去”了一个人的存在。

1、被判决“抹去”的人

2016年4月，山西太原，晋某银行装修工程启动，总造价五千八百余万元，中标方为上市公司“深圳瑞某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但真正在工地上盯着、垫钱、组织施工的是赵某华。周某刚作为赵某华的岳父，受其全权委托在工地行使权利和义务。

赵某华与瑞某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原则协议》——借用瑞某资质揽活，自己垫钱、施工、担风险，瑞某收管理费。赵某华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岳父周某刚管理工地。

工程竣工后，工程款纠纷爆发。一审、二审赵某华胜诉。但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作出判决，驳回赵某华全部诉请。判决认定：赵某华“虚构委托合同关系、虚构雇佣关系、虚构劳务分包关系、虚构买卖关系”——他这个人、他做的事，都是假的。

可装修工程是真的。银行2016年底开始正常使用至今。钱是真的花出去了。那这一切到底是谁干的？

2、有关机关撤案在先，法院认定在后

2021年11月，太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无妨害作证的犯罪事实，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此前，晋某银行曾以“虚假诉讼、妨害作证”报案，警方经法定调查后认定——没有造假。

但再审判决无视这一结论，仍以“证据虚假”为由驳回诉请。瑞某公司拿不出周某刚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却主张他是“临时聘用员工”。周某刚的妻子茹某泽在签证单上签字，被说成“周某刚瞒着公司的擅自安排”——可签证单上有建设、监理、设计单位盖章。赵某华一方持有全部资金流水：投标费、保证金、材料款、工人工资，全从周某刚及家人账户支出，瑞某公司未投入一分钱。

同一事实，两个司法机关，截然相反的结论。

3、法庭上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

再审中，两人的出庭方式存疑。晋某银行项目负责人赵某，在一审、二审、再审第一次开庭中均全程旁听，再审第二次开庭时却成了“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人不得旁听审理。听完整个案子再作证，客观性存疑。

瑞某山西分公司负责人李某峰，本身就是《项目合作原则协议》的签订方，是案件利害关系人，却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有律师表示：“如果材料属实，这已不是证据采信尺度问题，而是基本程序规则的突破。”

4、“挂靠”之下的身份陷阱

此案暴露了建筑行业“挂靠”模式的典型风险。大量自然人或小团队借用有资质企业名义施工。一旦发生纠纷，被挂靠企业既可收管理费，又可在诉讼中否认劳动关系、切割责任。

法律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的权利。但当企业否认、证人证言冲突、程序出现瑕疵时，个人维权成本极高。本案中，法院采信了瑞某公司“临时聘用”的说法，却对赵某华一方提交的户口本、资金流水、公安撤案决定书等不予采信。

5、司法权内部的矛盾，谁来解释？

公安认定“无犯罪事实”，民事判决却以“证据虚假”驳回。民事审判对“证据真伪”的认定标准，能否与公安调查结论直接冲突？司法权内部出现如此矛盾，当事人该相信谁？

案涉工程早已交付使用，银行正常营业。施工方不仅拿不到工程款，反而因被认定为“非实际施工人”，无法向发包方或挂靠公司主张权利。同时，下游材料商、工人仍在向赵某华、周某刚追讨欠款。有人受益，无人担责。

6、钱，到底拿到没有？

第一阶段，胜诉，钱曾到账。一审、二审赵某华胜诉，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晋某银行支付1685万余元。款项执行到账后，赵某华支付了下游欠款。

第二阶段，再审，一切归零。2023年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全部诉请。剩余1600多万工程款彻底无望。

第三阶段，现状，倒欠债务。不仅没拿到钱，反因被认定为“非实际施工人”，无法主张权利，还被下游继续追债。再审裁判将同一家庭割裂认定，致使债权人在法律上陷入被动。该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周某刚、赵某华均被列为被执行人。

7、八年维权，三个追问

第一问：在公安已认定“无犯罪事实”并撤案的情况下，再审为何仍以“证据虚假”驳回？旁听全程的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依据何在？

第二问：公安撤案与民事判决的结论性矛盾，是否值得重新审视？

第三问：司法解释明确“实际施工人”看谁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本案当事人持有全部资金流水、劳务合同、现场签证单，为何被完全架空？

结语：工程交付已近十年（2016年12月至2026年4月），银行使用了十年，八年的诉讼拉锯，五千多万的工程，一个快七十岁老人的积蓄，一份公安的撤案决定书，和一份法院的“虚构”认定。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背离，当程序规则被突破，我们不得不问：法律保护的，到底是真正干活的人，还是那枚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