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赁的集体土地因高铁及客运站建设项目被征收，上百亩土地上种植的经济作物和面积巨大的建构筑物均被强制拆除。国家赔偿能替咱企业家讨回公道、弥补损失吗？
日前，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梁红丽律师团队的贾燕丽律师在重庆市代理的案件中，某实业有限公司就因重大建设项目征地而面对堪称惨痛的强拆损失，亟待《国家赔偿法》主持公道。而征收方依据我行我素，想尽办法压低行政赔偿数额，不惜对该公司种植的高价值经济作物按“一刀切”的青苗补偿标准给予赔偿……
那么，贾燕丽律师能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带领委托人实现逆风翻盘吗？最新出炉的国家赔偿决定将能够提升多少赔偿金额呢？
【大量经济作物被强制清除，赔偿数额因何畸低？】
委托人重庆市xx实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3月与重庆市xx区某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租用该村288亩集体土地用于农业开发建设，承包期限截至2027年2月。
此后，委托人投入大量资金成本，在涉案土地上累计修建房屋上万平方米，并在其中的近150亩土地上种植枇杷、梨子、桂花、紫薇等经济作物。
2021年11月起，涉案地块陆续启动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建设项目，委托人租赁的土地先后被纳入两个建设项目的征地范围内。
但委托人迟迟无法就补偿安置条件与征收方达成一致。2023年5月，区政府分两次对委托人租赁土地上的经济作物及建构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
委托人对此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确认区政府的涉案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案件就此进入行政赔偿程序中。
2024年8月，区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xx公司被违法清除的经济作物及鱼塘赔偿376万余元，合计给予国家赔偿近1000万元！但无疑，这一数字较委托人蒙受的实际损失存在巨大差距。
委托人于是在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梁红丽律师团队的贾燕丽律师指导下，于2024年9月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区政府作出的前述《行政赔偿决定书》，并按委托人提出的赔偿数额诉求判处国家赔偿。
那么，造成本案国家赔偿金额畸低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区政府究竟适用了怎样的标准去计算赔偿呢？
【市中院判决重作后区政府调整计算标准，国家赔偿金额飙升900余万】
本案于2024年11月和2025年1月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梁红丽律师团队的贾燕丽律师经严格审查被告区政府提供的各项证据和赔偿依据后指出，其对租赁土地上被毁损经济作物的赔偿标准系“一刀切”，完全不符合本案的特殊情况，无法做到对原告公司的依法全面赔偿。
本案中，原告公司租赁土地种植逾150亩经济作物，其价值与通常征地项目中的“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价值有较大差异。
然而被告区政府却在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土地上经济作物评估价值的情况下，迳行依据补偿办法中对“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综合定额补偿标准25000元/亩确定赔偿金额，明显不能弥补原告公司的实际损失，不具有公平合理性。
此外，贾燕丽律师还针对本案中原告自建的无证经营性房屋、屋内物品损失等的赔偿计算问题逐一进行了质证和反驳，从牙缝里为委托人争取更加满意的国家赔偿结果。
2025年3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4）渝05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一审判决撤销被告区政府所作的《行政赔偿决定书》，责令其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赔偿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一审判决对被告认定的建构筑物价值赔偿、经济作物赔偿、屋内物品赔偿和奖励金赔偿等关键性赔偿项目数额均予以了否定，这无疑给重新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划下了十分有利于原告公司的“杠杠”……
在本案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后，赔偿义务机关区政府重新启动了赔偿认定程序。
这次，区政府在涉案村组人员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参与下，对涉案地块开展了实地走访、现场指认等工作，并结合勘界图、无人机航拍正摄影像图等材料确定样本地块进行林木价值评估。
同时，考虑到2020年12月在确定委托人公司另一处被征收地块（纵向贯穿了此次需赔偿的整个地块）上苗木价值的《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其苗木补偿标准为87000余元/亩的情况，区政府决定以此作为确定本次国家赔偿标准的参考价值。委托人公司所能得到的经济作物损失赔偿金额一下子越升为1200余万元！
此外，区政府还基于法院的生效裁判支持了委托人公司“搬迁奖励”的赔偿请求，按10000元/亩的标准共计赔偿147万余元！
2025年11月26日，重庆市xx区人民政府经重新调查、评估作出xx府行赔〔2025〕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决定赔偿申请人重庆市xx实业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构附着物、物品损失、被毁损苗木损失和鱼塘损失，及搬迁奖励、补助等合计1978万余元。
这意味着委托人公司所能得到的国家赔偿在在明律师的专业代理下得到了近千万元的提升！
梁红丽律师团队的贾燕丽律师通过本案要提示广大企业家的是，如此大面积的经营性房屋及租赁土地上苗木的行政赔偿案件无疑是该领域权利救济中的“终极作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驾驭和胜任。
这要求涉案企业积极配合代理律师提起“连环套”“组合拳”式的法律救济程序，将每一个环节做实做细，特别是在面积测绘、价值评估等关键性步骤上展现专业性和精确性，“锱铢必较”才有望从牙缝中抠出多哪怕1元的国家赔偿来。
就本案而言，第二份国家赔偿决定中的赔偿标准是否全部妥当实际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梁红丽律师团队也将在今后进一步对本案进行梳理和拆解，争取给广大面临征拆的企业家更多的参考和帮助。
北京在明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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