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收条收取24万元租金，为何再审改判无罪？

导读：在商业活动中，行为人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后伪造收条收取租户租金。这种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不在于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而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案情回顾：资产转让协议引发租金收取争议

某商场因经营不善，由当地某局组织实施整体转让。叶某伟以其公司名义参加招标会，以460万元中标并与商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2008年1月至3月，叶某伟支付转让款120.01万元，剩余款项未付。期间，叶某伟被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公开告知其已购买商场，以后租金由其收取。后协调小组向叶某伟出具了收取租金的《委托书》，但某局未同意加盖商场印章。

2008年6月，叶某伟与租户胡某明、王某莲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租金30万元。签订当日租户支付6万元，约定剩余24万元在叶某伟获得正式授权或取得产权后支付。叶某伟伪造了一张“某局已收到余款340万元”的收条，租户遂将剩余24万元支付给叶某伟。某局报案后，检察机关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

2、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审法院认为，叶某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伪造收条，骗取租户24万元，数额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8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3、再审改判：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犯罪

叶某伟申诉后，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

裁判理由：合同诈骗罪的核心要件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量案件背景、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及实际履约行为等因素。

从《资产转让协议》角度：叶某伟已实际支付部分转让款120.01万元，具有履行意愿和实际行为。其伪造收条的目的是促使租户支付租金，以增强其履行资产转让协议的能力，通过收取租金支付转让款符合商业惯例。叶某伟与某局之间关于谁有权收取租金的争议，本质上是履约过程中的民事纠纷，可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解决。

从《房屋租赁协议》角度：叶某伟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由协调小组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并公开告知以后租金由其收取，后又取得协调小组出具的《委托书》。虽然某局未同意加盖公章，但综合上述事实，叶某伟收取租金并非完全没有事实基础。虽然某局起草了通知要求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商场，但该通知未张贴，《资产转让协议》也未依法解除或终止。因此，叶某伟收取租金仍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叶某伟虽有伪造收条的行为，但租户与叶某伟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叶某伟按约向租户提供了商场商铺，租户也实际占有使用了商铺，叶某伟的行为并未造成租户实际损失。

综上，叶某伟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4、裁判要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

本案确立了以下裁判规则：涉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中，行为人虽然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事实、伪造凭据等行为，但是根据案件涉及的背景法律关系，判断其签订、履行合同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且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实施了履约行为的，不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5、法律分析：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

本案的改判，厘清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民事欺诈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欺骗手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意思表示，但行为人仍有履行合同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行为；刑事诈骗则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本无履行合同的意愿，仅以合同为幌子骗取财物。

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不能仅因行为人存在虚假陈述或伪造凭据就简单认定，而应综合考量：行为人是否有履约的意愿和实际行为；行为人与对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行为人是否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是否实际发生，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逃避返还财产的行为。

本案中，叶某伟已支付120余万元转让款，积极推动资产转让，与租户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协议并提供了商铺，租户实际占有使用。其伪造收条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促使租户支付剩余租金，以继续履行资产转让协议，并非以非法占有租户租金为目的。租户并未遭受实际损失，叶某伟也未逃匿或挥霍财物。因此，其行为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不构成刑事犯罪。

6、实务启示

对司法机关的启示：在审理合同诈骗案件时，应严格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能仅因行为人存在欺骗行为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全面审查行为人的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履约行为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性质，准确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对当事人的启示：在商业活动中，应通过书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保留履约证据。发生争议时，应积极通过协商、仲裁或民事诉讼解决，避免采取伪造凭据等不当手段。即使存在一定欺骗行为，只要具有真实的履约意愿和行为，且未造成对方实际损失，仍可能不构成犯罪。但伪造凭据的行为本身具有法律风险，应尽量避免。

结语：一纸伪造的收条，将一位商人卷入刑事追诉的漩涡，历经十余年才重获清白。本案再审改判无罪的核心，在于司法机关穿透了“伪造收条”的欺骗行为表象，深入考察了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即使存在不诚信行为，也未必构成刑事犯罪。司法机关在认定合同诈骗罪时，应严格把握“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要件，避免将民事纠纷刑事化，既不放纵犯罪，也不过度干预正常的经济活动。